GDP:經濟高質量發展測評_PSIDEA價格

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的大政方針。什么是高質量發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高質量發展主要包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部分內容。幾年來，理論學術界一直討論我國高質量發展問題，學者們重點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分析高質量發展運行機制。為此，作者就高質量發展測評做一個概括性分析。

一、Meta-Frontier模型測算

高質量發展狀況一般采用共同前沿生產函數測評。Meta-frontier是在DEA數據包絡分析基礎上改進而成，用以測算共同前沿和群組前沿下的高質量發展投入產出效率。

在效率評價中，一般采用成本效益比較方法，但有些投入很難折換成貨幣值。DEA模型避開了計算每項投入的標準成本，不需要轉換成相同的貨幣單位，就可以衡量不同的投入產出組合的效率，但DEA模型通常要求評價對象具有相同的技術水平，而決策單元之間因地理位置、資源稟賦、產業結構、社會經濟等條件導致先天具有不同的生產技術，效率評價就會產生偏誤。共同前沿Meta-frontier模型把不同技術水平決策單元分組，把多種投入和多種產出轉化為效率比率的分子和分母，同時考察共同前沿和群組前沿兩種前沿水平，計算技術缺口比率，考慮各個決策單元之間的技術異質性。目前，該方法在效率評價方面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運用。測算經濟高質量發展，該評價模型一般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前MicroStrategy CEO：比特幣是“經濟引擎”，將成為“自由機器”:金色財經報道，10月18日， 前MicroStrategy首席執行官Michael Saylor在the Atlas Society的一次演講中表示，比特幣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其成為建立在真相基礎上的經濟機器，同時解決了傳統金融部門的一些低效問題。他還將比特幣等同于一個工會，由于預計未來的資本流入，必將變得更加強大。隨著資金流入這個網絡，貨幣聯盟變得更加強大。（finbold）[2022/10/21 16:34:39]

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既然要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理念，就不能單純追求經濟效率。DEA投入產出方法是一種效率評價系統，不合適用對“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量化。另外，DEA假設其擾動項服從非負斷尾正態分布，但對其真正分布卻無從識別，樣本分組，是否達到DEA的假設門檻，一般事前很少人去做驗證。

經濟日報：隨著區塊鏈技術的應用。短視頻平臺應及時制止侵權行為:10月31日消息，經濟日報刊文《短視頻版權問題“短視”不得》文章，文章表示，保護版權，平臺應該主動作為。一方面，加大對正版內容和原創內容的采購和生產力度，努力實現規范化、正版化的運營模式；另一方面，運用先進技術手段，做到主動審核，積極履行平臺主體責任和通知刪除義務。技術缺陷不能成為監管缺位的借口。過去，很多平臺聲稱短視頻用戶規模大、技術更迭快，給監管帶來較大困難。隨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的應用，對于明顯侵權行為，平臺將有可能做到及時制止，精準打擊。（經濟日報）[2021/10/31 6:22:36]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應根據其特性采取適當的指標度量。創新可視為一種行為，可以用投入產出指標衡量，而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主要表現的是一種狀態，不適宜用投入產出的行為指標去測度。

發明專利當然是創新，但它不是創新的全部，甚至也不是創新的主要部分。大部分創新是要素的重新組合的系統更化，它們是不計入發明專利的。

新加坡國立大學顧清揚：應努力探討數字貨幣在促進經濟要素全球流動中的新模式: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顧清揚在經濟日報刊文“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意義及實現途徑”。文章表示，積極探討利用高科技手段參與國際循環的新途徑。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現代科技，應是突破國際循環障礙的重要手段。應努力探討數字貿易、數字金融和數字貨幣在促進經濟要素全球流動中的新途徑和新模式，這方面的發展空間非常廣闊。[2021/11/24 22:13:08]

區域發展不平衡當然是協調，但它不是協調的全部，甚至也不是協調的主要部分。協調是全維動態的秩序匹配狀態。

電力投入與二氧化碳低排放當然是綠色，但它不是綠色的全部，甚至也不是綠色的主要部分。綠色是無害的社會經濟生態。《道德經·三十五章》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對外貿易依存度與外商投資比當然是開放，但它并不是開放的全部內涵，甚至不是開放的主要部分。對外貿易依存度與外商投資比更不是越高越好。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對新區內有突出經濟貢獻的企業進行表彰，區塊鏈公司名列其中:北京時間2018年4月2日，由上海浦東新區人民政府主辦的“2017年度上海市浦東新區經濟突出貢獻企業表彰活動”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行。浦東新區四套班子主要領導出席了表彰活動并向突出貢獻企業頒證。此次獲得“2017年度浦東新區經濟突出貢獻企業”榮譽的包括支付寶、華為、通用電器、百度、瑪莎拉蒂、華特迪士尼、平安、香奈兒、上海藥明康德等國內外知名企業。值得關注的是獲獎企業中，上海金丘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因其在新興科技—區塊鏈技術上表現卓越而獲得表彰，這也傳達出浦東新區對區塊鏈和人工智能領域科創企業的重視與期待。[2018/4/3]

民生性財政支出比重和城鄉消費差距當然反映共享，但它并不是共享的全部內涵，甚至不是共享的主要部分。

為了體現高質量發展的全面性，多層次綜合指數評價方法多被采用。

比特幣的谷歌搜索量在南非激增疑與經濟不確定性增加相關:在過去12個月中，南非每月搜索“比特幣”的月度平均搜索量目前估計為10萬到100萬之間，位于全球前列。同時南非的點對點比特幣交易量也似乎在上漲。自本周一以來，交易額（以本地貨幣的每周價格計價）首次超過20,000,000蘭特（約170萬美元）。許多分析師認為總理Ramaphosa新推出的土地政策，即將白人擁有的財產強制重新分配給沒有農地的黑人公民，增加了經濟不確定性，并使南非獲得評級機構穆迪對該國主權信用的第四次降級，于是更多人將比特幣作為保值資產的首選。[2018/3/13]

二、多層次綜合指數評價方法

綜合指數法將各項發展考核指標轉化為同度量的個體指數，便于將各項發展指標綜合起來，以綜合發展指數為被考核對象高質量發展評比排序的依據。各項指標的權數是根據其重要程度決定的，體現了各項指標在高質量發展綜合值中作用的大小。綜合指數法的基本思路則是利用層次分析法計算的權重和模糊評判法取得的數值進行累乘，然后相加，最后計算出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數。

綜合指數評價模型眾多，主要有AHP、TSP、TOPSIS、CRF/CRI、4R、SUREVECM、DPSIR等。隨著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逐步加深，評價方法也在不斷改進中，以后還會不斷出現新命名的綜合指數評價模型。在高質量發展的考核體系中，摒棄以經濟增長速度為核心的評價指標，為綠色發展，提高以消耗資源支撐GDP數量擴張為負向指標的權重系數，成為適應客觀情況發展的必然選擇。

當被評價對象及評價指標都給定時，綜合指數評價結果就依賴于權重系數。指數數量加總將系統結構要素異質性抹平，難于識別風險節點，安全保障無從落腳，高質量發展難于可持續平穩運行。

綜合性指標體系龐雜重疊、主觀性強、通用性差。為此，采用熵值法對其加以賦權，降低權重取值的不確定性。熵值法對數據中表達的信息內容做出客觀權重賦值，減少主觀因素對數據賦權的影響，較合理地體現一個指標的重要程度，比傳統的主觀賦權方法更客觀、更準確，但熵值法又會帶來路徑依賴，降低了權重的糾錯功能。

三、高質量發展影響因素分析

通過高質量發展影響因素分析，尋求其系統結構要素的內在聯系，揭示高質量發展運行機制，學者們多采用全要素生產函數統計回歸，檢驗創新、減排、產業結構調整、工業化、城市化、環境規制等因素在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大小。

統計回歸要求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相互獨立，以及各個解釋變量之間毫不相干。但許多變量既是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又是高質量發展的構成要素，如GDP、人口、投資、財政、低碳、產業、城市化等，這些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共用的相互關聯的母子、姐妹、本位指標，一并進入統計回歸模型中，進行循環論證，盡管利用計量經濟學技巧通過了各種檢驗，但其結論都是不成立的。

事實證明，離開正確的邏輯判斷，單純的回歸檢驗證明不了、也推翻不了自變量與應變量的邏輯關系，更不可能顯示真實的高質量發展運行機制。這充分暴露了西方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局限性，高質量發展研究現實呼喚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學術研究范式的回歸，倡導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體系、中國傳統治理理論方法體系和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方法體系的融合創新。

國家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指出五項措施，分別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五項措施內容既反映了高質量發展機制，又表達了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

高質量發展治理是在四維框架內進行，有形的國民經濟與無形的治理規則是均衡的，缺一不可。見圖1，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管子·牧民》曰：“國有四維”，“守國之度，在飾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高質量發展的載體；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高質量發展的平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高質量發展必備的秩序；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是高質量發展的窗口。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構成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影響著生產力。生產力的性質由稀缺資源所決定。

現代化產業體系，包含農業、工業、服務業、數字產業，四業組成四軸。數字產業主導，順時針轉動，呈穩定秩序，同步運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驅動各產業轉動的主要是鄉村振興以及對外開放的創新力。創新力來源于資源要素的流動，要素流動源于其稀缺程度的不同，稀缺程度決定價格，而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和政府監管的行為影響，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調控。

設置輕-重標尺，測度全維全要素均衡，保持高質量發展穩定健康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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