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B:「彭博」維京時期貨幣經濟初探_SHIBAY幣

維京時期見證了北歐國家與社會在多領域的全方位轉型，包括上由部落聯盟轉向民族國家、文化上由原始宗教轉向基督教文明、經濟上由地位經濟轉向貨幣經濟。該時期以北歐三國為代表的貨幣經濟發展并非一蹴而就，而且其發展歷程也存在較大差異性特征，這是由、經濟、宗教、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結果。

公元800年到1050年的維京時期見證了以長距離貿易發展與經濟掠奪為特征的維京擴張，以及由此帶來的維京世界的重大經濟變化，特別是貨幣經濟的發展。這一時期，維京人將貿易路徑西拓至大西洋、東擴至里海，貿易量的增長使永久市場得以形成，城鎮化快速發展，農業、漁業實現商品化生產。更重要的是，隨著貿易擴張與經濟發展，錢幣的制造與應用在維京世界逐漸流行起來。

一、維京時期北歐三國貨幣經濟差異性發展

在盎格魯—撒克遜鑄幣師的幫助指導下，維京世界挪威、瑞典和丹麥在公元10世紀的最后10年正式開始王室造幣，然而三國貨幣經濟的發展歷程呈現出較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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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挪威王室造幣開局不力且多次中斷，直到11世紀中葉才發展出一定規模的貨幣經濟。挪威王室造幣發端于公元10世紀末期至11世紀初期兩位奧拉夫國王——奧拉夫·特里格維松與奧拉夫·哈拉爾德森統治時期。彼時，挪威孱弱的王權，以及先后兩次落入丹麥王國統治——拉德伯爵時期與斯文時期而中斷王室造幣，導致了挪威王室造幣開局不力的局面。1035年，奧拉夫二世之子善良王馬格努斯繼任王位。鑒于其前任的教訓，馬格努斯并沒有試圖擴大王權且未發行王室貨幣。

馬格努斯之后，挪威終于在11世紀中葉迎來大規模王室造幣時代。作為馬格努斯的繼任者，哈拉爾·西居爾松不懼怕被視為暴政，對反對派進行殘酷鎮壓，打造強大王權。哈拉爾三世與其子奧拉夫三世統治時期，挪威城鎮化進程開始起步，眾多新市鎮及永久教區得以建立，并與基督教世界建立了強勁聯系。王權的強化、經濟的發展以及與外部文明世界交流的加深，推動了挪威王室貨幣的廣泛應用。與此同時，挪威本地貨幣開始替代盎格魯—撒克遜貨幣與德國貨幣，并首次在其領土外發揮經濟功能與影響，一定程度上扭轉了貨幣由英格蘭單向流入斯堪的納維亞的形勢，實現了挪威貨幣經濟的長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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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瑞典王室造幣開局強勁，而在挪威貨幣經濟騰飛之際卻走向崩潰。瑞典王室造幣經歷了與挪威完全相反的歷程。在埃里克六世與其子奧洛夫·舍特康努格統治的10世紀后期與11世紀初期，瑞典發展出強大的中央王權，實現了斯韋阿王國與戈塔爾王國的合并。與此同時，瑞典貨幣經濟取得長足發展。錫格蒂納取代比爾卡成為瑞典的貿易中心與造幣中心，并建立了較強的教會勢力。這一時期，基督教對瑞典王室造幣的影響十分明顯，錫格蒂納的早期造幣就曾使用過“以主的名義”字樣。

瑞典王室貨幣由盛轉衰的歷史轉折發生在奧洛夫之子阿農德·雅各布統治時期。該時期，瑞典出現了王權衰落、教權強化兩股趨勢：一方面，阿農德與丹麥國王克努特不斷擴大的沖突損害了其在瑞典的權威，并最終導致基于斯韋阿和戈塔爾合并的瑞典聯合王權開始瓦解；另一方面，瑞典基督教化進程取得了一定進展，到11世紀末，林雪平、錫格蒂納與斯卡拉等教區相繼建立起來。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趨勢導致王權與教權出現錯配，其牢固聯系開始消失，瑞典陷入較長時期的宗教分裂與王朝斗爭，其王室造幣也隨之走向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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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丹麥王室造幣有一定歷史基礎，開局順利且展現出持續穩定的發展態勢。相比挪威和瑞典，丹麥王室造幣整體較為成功，這首先得益于其具有一定的歷史積淀。自9世紀初以來，丹麥國王古德弗雷德便開始進行王室造幣，盡管過程斷斷續續，但至少在一些地區確立了將錢幣作為貨幣而非金銀的理念。此外，古德弗雷德還迫使斯拉夫商人從里克移居到海德比，將海德比與里伯逐漸建設成為利于丹麥貨幣流通的兩個貿易中心。

10世紀后期，丹麥王權逐漸強化，基督教在國內廣泛傳播，主教轄區與城鎮數量均有所增長，為王室造幣提供了持續動力。11世紀上半葉，丹麥國王克努特大帝與其子哈德克努特統治丹麥與英格蘭長達數十年，使丹麥在、宗教、經濟等多方面深受盎格魯—撒克遜影響。盡管沒有達到與英格蘭同等水平的中央王權，丹麥城鎮網絡、造幣廠網絡與教區網絡的發展程度大為提升，推動了丹麥貨幣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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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京時期貨幣經濟發展的特征

一般而言，實現完全貨幣經濟需要經歷兩個關鍵階段，即稱量經濟階段與錢幣經濟階段。維京時期貨幣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正是橫跨且兼具這兩個階段，并處于由前者向后者轉型的過渡時期。

第一，稱量經濟在維京時期早期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并呈現出以混合窖藏為代表的向貨幣經濟轉型的趨勢。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稱量經濟以錠和黑銀為基礎，早在維京時期之前就存在于該地區，且以9世紀末到10世紀初的無錢幣窖藏為典型代表。隨著維京擴張和長距離貿易的發展，除既有的錠與黑銀之外，外來金幣和銀幣同樣開始在支付過程中發揮起稱量經濟的作用，表現為該時期以錢幣和黑銀為基礎的混合窖藏數量開始穩步上升；反之，無錢幣窖藏數量開始急劇下降。這一變化展現維京世界開啟了由稱量經濟向錢幣經濟轉型的過程，著名的庫爾代爾窖藏正是該轉型過程中的代表。庫爾代爾窖藏不僅包含一定數量的黑銀和源自波羅的海、斯堪的納維亞與法蘭克的裝飾品，少量丹麥幣和拜占庭幣，以及更多的伊斯蘭幣、加洛林幣與較大數量的丹法區盎格魯—撒克遜幣。混合窖藏的出現與數量的增加意味著維京時期由稱量經濟向錢幣經濟的轉型過渡，以及稱量經濟開始發揮一定貨幣經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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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錢幣經濟在維京時期中后期開始出現并穩步發展，不僅促進斯堪的納維亞貨幣經濟體系的建立，還為統治者提供了傳播信息與鞏固王權等非貨幣功能。維京時期錢幣經濟發展的主要表現是北歐三國王室造幣的大規模興起，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造幣廠在10世紀末如雨后春筍般大量出現。該時期，北歐三國的王室造幣主要模仿通過貿易或朝貢所得之外來錢幣，并同時兼具貨幣與非貨幣屬性。一方面，統治者通過發行錢幣并強制舊幣或外幣以折扣價進行交易的方式，為進一步加強統治籌集更多收入。另一方面，發行錢幣同樣可以發揮向大眾傳播或宗教信息的媒介作用。在該時期，造幣同王權緊密相聯，發行錢幣被視為對統治者王權合法性的一種表達。公元990年末期，丹麥國王八字胡斯文、挪威國王奧拉夫一世、瑞典國王奧洛夫治下均開始發行錢幣，并模仿英格蘭國王愛塞烈德二世，將自己的名字與頭銜一并刻在錢幣上，以彰顯王權。

第三，不能忽視的是，作為傳統經濟形態的地位經濟在維京時期仍然對前兩種經濟發揮著補充性作用。地位經濟是指，通過炫耀財富與饋贈禮物等方式，使貴金屬發揮展示財富與權力的作用，并以此在禮物饋贈者與接受者之間建立某種社會紐帶。貴金屬在地位經濟中可以多種形式呈現，其中，珠寶、裝飾性武器及其他展示性物品是地位經濟的核心，但是擁有其他任何形式的貴金屬也可以提供某種地位，因為諸如錢幣、金銀錠與黑銀等貴金屬均可以被融化以制成新的地位展示性物品。這意味著，地位經濟、稱量經濟、錢幣經濟三者間存在相互交叉與相互轉換的關系。地位經濟中具有明顯作用的珠寶首飾如果被設定重量標準的話，也可以被視為稱量經濟中具有較高價值的貨幣單位，例如，從東波羅的海發現的二疊紀環以及從丹麥和瑞典發現的多種類型的銀質“環錢”。此外，在維京時期早期，源自盎格魯—撒克遜和法蘭克的錢幣在斯堪的納維亞本土被融化后制作成銀器作為珠寶首飾。

三、維京時期貨幣經濟發展的驅動因素

維京時期見證了北歐國家與社會在多領域的全方位轉型，包括上由部落聯盟轉向民族國家、文化上由原始宗教轉向基督教文明、經濟上由地位經濟轉向貨幣經濟。結合前文對挪威、瑞典、丹麥三國王室造幣與貨幣經濟發展歷程的梳理與回顧，可以發現這三大轉型之間并非相互獨立，而是存在一定因果性與相關性，這種聯系有助于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該時期維京世界貨幣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首先，以長距離貿易為特征的維京擴張與對外交流是維京世界經濟轉型的物質、制度與理念源泉。其次，北歐三國王權的強化是促進維京世界民族國家形成及貨幣經濟體系初步形成的權力基礎。最后，維京世界的基督教化為北歐三國王權的鞏固及貨幣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合法性加持。

綜上，維京時期以北歐三國為代表的貨幣經濟發展并非一蹴而就，而且其發展歷程也存在較大差異性特征，這是由、經濟、宗教、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結果。本文只是對維京時期貨幣經濟發展的一次初步探討，對其更為深入的考察需要進一步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與錢幣學等諸學科進行結合，并致力于構建一個更為全景式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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