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T:大醫精誠：上海中山醫院院長樊嘉院士的醫學情懷_CTC

撰稿｜孫洪康

著名肝臟外科專家樊嘉是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院長。他有多種身份，然而他自己最看重的身份還是治病救人的醫生；作為院長，他工作繁重，肩負千鈞壓力，卻始終堅持“門診不限號”，經常在無影燈下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他率領團隊在醫學領域的創新，一刻也沒有停步，于2017年獲評中國科學院院士。這一切都源于他對廣大病人至誠至深的感情！

樊嘉院士。圖片提供/中山醫院

醫者大善至善——

以服務病人為中心

每周樊嘉的專家門診，慕名求治的患者絡繹不絕。有一次，已過上午10點半，掛號已逾50人。10點3刻許，一位東北大嫂又急匆匆闖進診室要求掛號，這可讓登記病歷的史醫生犯難了，忙給那位大嫂解釋：“今天樊教授接下的專家門診快60號了，他下午還要赴北京開會……”但東北大嫂說是趕了一夜的路過來的。這時，正在給其他病人診視的樊嘉側首說道：“給她加號！”

“門診不限號”，是樊嘉給自己定的規矩。這樣做，給他本人增加了很多壓力，但是給病人卻帶來便利，特別是外地患者若能早日門診，亦可早日治療，還減輕了食宿的負擔。

我國著名醫學大師裘法祖院士曾說：“做好醫生很難，永遠做好醫生更難！”而這樣的要求對于常年需要面對眾多肝癌患者的肝臟外科醫生來說更是難上加難。

肝癌被稱為“癌中之王”，是我國死亡率居第二位的惡性腫瘤，起病隱匿，早期無特異性癥狀，大多數肝癌患者首次診斷確診已是中晚期，手術難度大，死亡率高。

時年33歲的鞠永平是一名患有嚴重肝硬化、有肝腹水的肝重癥病人，2002年，他抱著最后一絲希望來到中山醫院尋求救治。經過仔細診斷，樊嘉提出了肝臟移植的治療方案。雖說有了合適的治療方案，但何時才能等到匹配的肝源，讓鞠永平心里沒底。鞠永平的父親救子心切，愿意捐肝救子。但樊嘉一時下不了決心，因為鞠父畢竟上了年紀，還有脂肪肝。最后捱不住鞠父的堅持，樊嘉對各個細節處置周全后，實施了這例肝臟移植手術。這臺手術從早到晚，由樊嘉主刀整整進行了17個小時，鞠父剖開的肝部血管全靠樊嘉一根根用手工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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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成功了，漸漸康復的鞠永平后來成了樊嘉的“鐵粉”。

多年來，很多醫院不肯接受的重癥病人，樊嘉都愿意接治。有時他的團隊里會有醫生持不同意見，樊嘉總是說：“再給生命一次機會吧！”

女孩晨晨，家住上海市郊金山，孩子6個月時被醫院診斷為先天性肝糖原累積癥，自此，孩子隔三差五送醫院檢查治療，但療效甚微。由于孩子有嚴重的空腹低血糖，生長發育受到嚴重影響，到五六歲后，孩子身體的生長幾乎停止了，體型被定格封死在這一孩童的年齡段里。

晨晨一家人幾乎絕望了，但是孩子父母沒有放棄，他們賣掉了家里的房子，晨晨的爸爸從事裝修工作，為了攢錢，哪怕是外地的活也會攬下。他們要為孩子爭取生存的權利。

晨晨開始到中山醫院就診時，雖然已是花季少女的年齡，但多年已被病魔折磨成“袖珍女孩”的模樣。樊嘉對這個孩子充滿了同情心，他也有足夠的信心治好她，給她一個別樣的人生。他告訴孩子父母，唯一能拯救晨晨的治療方案就是肝移植。

晨晨父母對此滿心歡喜，一百個贊同。然而，孩子的醫療費卻成了橫在這個普通家庭的一道難關。幸好，在多方努力下，晨晨的醫療費終于湊齊，其中有晨晨父母多年積蓄連同賣房得款，有晨晨母親單位的補助款，有晨晨學校師生募捐款，還有一筆是未署名的一萬元愛心捐款。后來，經多方打聽，才獲悉是樊嘉把剛評上全國勞動模范的獎金，委托醫院工會悉數捐給了晨晨。晨晨手術后，晨晨的父親得悉樊嘉捐款非常感動，他含淚說：“樊嘉教授給了我們女兒第二條生命，是我們家的大恩人，他還給我們送來捐款，真不知道如何感謝。樊教授是真正的好醫生，大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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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嘉視患如親，對病人的感情非常真誠。當年，農村姑娘于景梅帶上家中全部現金1600元人民幣，到中山醫院就診，經診斷，小于姑娘病情嚴重，必須立馬住院進行肝臟移植手術。但是這位姑娘身上這點現金連住院押金都不夠，更不用說支付手術費用了。在這急難時刻，樊嘉堅定發聲：“治病要緊，別的以后再說。”后來，樊嘉想方設法，幫助于景梅解決了手術和住院費用。術后，樊嘉在查房時還為了安慰她，對她打趣說：“小于呀，你要是病好了，結婚可別忘記請我呀！”于景梅沒想到，她手術后恢復得很好；她更沒想到，5年后她結婚時，樊醫生還真托人給她帶來了一個紅包，說是祝賀她婚禮的禮物。這個珍貴的紅包，于景梅一直珍藏著。術后第10年，小于生下一個健康的女兒，又一次收到樊醫生送來的祝福。

2011年進行肝移植手術的長期生存者于景梅結婚生女。圖片提供/中山醫院

樊嘉常說：“我們在看病的時候，永遠要把病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他主刀的手術對象主要是肝癌病人，而肝癌病人80%都有乙型肝炎病感染。在手術進行中，經常會有病人肝臟的血液噴濺到醫生的眼中。此刻，照常規，醫生可以暫停手術，先去沖洗自己的眼睛。但是樊嘉卻說：“我們必須將病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因為我們的工作關乎著生命，不能有任何的差錯，如果耽擱兩分鐘，可能會導致病人出血過多，從而影響手術效果。”一次，樊嘉主刀切除一個患者20多厘米的肝腫瘤，可腹部刀口只有25厘米，腫瘤擠占著空間，手術刀一時間在里邊無法施展，只能先把血管鉗住，不承想這時一串污血噴濺到樊嘉眼睛里，只見樊嘉對濺血不予理會，心中只有病人，只有手術，他手中的刀依舊在嫻熟地運行。幾分鐘后，腫瘤切下來后，樊嘉才用生理鹽水沖洗自己的眼睛，再滴了眼藥水。

中山醫院一直堅持“一切為了病人”的辦院宗旨，樊嘉是模范執行者。從這一理念出發，他在中山醫院建立了規范化診療制度，通過推廣肝癌MDT模式，實現多個學科聯合一體的綜合治療，共同制訂科學、合理的個體化治療方案。這樣既能更早發現并確診肝癌，又防止過度治療，還能降低治療費用，真正實現了“以服務病人為中心”，提高肝癌治愈率，延長患者生存期，改善病人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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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嘉對我國唐代醫藥學家孫思邈尤為推崇。孫思邈在所著醫學典籍《大醫精誠》中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樊嘉在給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研究生的講座上吐露了肺腑之言：“如果我們想要成為一個好的醫學生，我們要有大醫的情懷，要有大志。大的志向，才可以成大器。”

中山“第一鐵人”——

以醫治患者為使命

樊嘉至今個人已完成各類復雜肝癌切除手術11000余例及肝移植2500余例。直到現在，他還堅持每周做手術。他以前基本每年要做600臺左右的肝臟手術，其中近200臺是肝臟移植。有時病人扎堆來時，他甚至一天要做近20臺肝臟手術。

每次他坐鎮專家門診時都自我加壓，實行“門診不限號”的規矩。按醫院規定，一位專家一般半天掛20個號，但他要從上午8點忙到下午1點，總要視診五六十位患者，常常是啃幾塊餅干算是一頓午餐。

每天，他還要抽時間到住院部查房，其間都會不厭其煩地耐心回答每一位病人和家屬的問題。

樊嘉從立志做一名好醫生起，就做好了超負荷工作、全身心奉獻的思想準備。他說：“當了醫生就意味著奉獻，你穿上了白大褂，你就選擇了沒有朝九晚五，沒有休息日，沒有節假日的職業生涯，做好舍棄的準備，才可以做好醫生。”

樊嘉主刀實施肝臟移植手術已有二十年的醫療實踐，二十余年來，他共主刀完成2500多例肝移植手術。這是個“技術活”，也是個“力氣活”。樊嘉不會忘記2001年4月16日，對他來說是有特殊意義的日子。這天，樊嘉完成了由他主刀的第一例肝移植手術。在肝外科手術室，他歷經12個半小時實施了艱辛復雜的手術。手術臺上躺著的老徐47歲，上海人，患了肝癌，腫瘤已長到7厘米，腹腔打開時，只見腫瘤已經突出在肝臟表面，而且一碰就會破。樊嘉靜心凝神，沉穩操作，精準施刀，先是完整地切除腫瘤，再細心地切取腹內壞肝，緊接著換上新肝供體，精細地操作好每一個步驟，細心地縫合每一根血管，關鍵時刻，甚至連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每一個細微動作都是那么精準到位。此刻，手術臺旁每個人都清楚，樊嘉此時每一個動作都關乎到一個生命，關乎到這臺手術的質量，關乎到這位病人術后能存活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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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臺手術一共進行了12個半小時，如果要給手術打分的話，應該是滿分。因為這位由樊嘉首次主刀的肝移植病人老徐已68歲，也就是說，20年前，樊嘉在手術臺旁站了12個半小時，讓這位換肝人又幸福地迎來了二十年的日落日出，并且還要繼續健康地生活下去。

中山醫院的同事和樊嘉的“粉絲”們喜歡稱道他是中山“第一鐵人”。筆者似乎探究到了支撐這種鐵人精神的力量來源。

樊嘉在中山醫院主刀手術。圖片提供/中山醫院

說起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樊嘉所承受的壓力和勞累，七旬老人劉訓申不會忘記2002年6月25日這個日子。這是他獲得第二次生命的日子。此前，劉訓申因常年勞累引發重癥肝病，多年求醫，跑了多家醫院，采用過多種治療方案，均無甚療效，且有病癥加重趨勢，這年他竟在四個月中吐了八次血。經中山醫院仔細診斷，醫患雙方一致同意，對劉訓申實施肝移植手術。手術還是由當時是肝外科主任的樊嘉主刀。這臺手術雖說是中山醫院第10例肝移植手術，但是其復雜度和危險度都要超過前幾臺，所以樊嘉在手術過程中，對多個環節處置得更謹慎、更精細。這臺手術共進行了16個小時，可想而知，作為主刀醫生，若是沒有“鐵人”的體力，沒有“鐵人”的精神，是難以勝任的。這臺手術相當成功，而今，劉訓申已過古稀之年，還活得有滋有味，有趣有樂。

樊嘉作為中山“第一鐵人”，不僅要挑戰個人的體力極限，還要挑戰夜眠晨起的生理規律。一般的肝臟手術是可以安排在白天進行的；但是對肝臟移植手術的時間，則是無法把控的。因為這里有個肝源何時送達的問題。這么多年來，肝源一般都是在夜里送達。什么時辰到，就什么時辰做。樊嘉和他的團隊常常是白天在正常上班，或剛主刀了手術，當晚肝源突然到了，醫生們必須馬上以飽滿的精神狀態，去全神貫注地投入肝移植手術。一般這些手術都要做到翌日凌晨，甚至清晨。第二天一早，樊嘉和他的團隊成員又投入到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樊嘉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每周工作100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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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嘉沒日沒夜地這么拼著，自然而然得了個“鐵人”的贊語。其實，他也不是“金剛”之身。對此，他夫人戚潮芳再清楚不過。樊嘉血壓高的時候就靠降壓藥維持；他經年累月在手術臺旁俯身彎腰開刀，肌肉韌帶多次受到損傷，有時手臂會伸不太直；戚潮芳對丈夫全身心履行醫生職責和院長重任十分理解，但對他這么拼命，卻不免擔心，禁不住常常會提醒丈夫注意健康，每次樊嘉的認識態度都很好。戚潮芳知道他不會改，因為他忙的是醫生的使命，做的是救人性命的事情。

春來秋往，年復一年，樊嘉一直以這樣的“鐵人”形象活躍在中山醫院，并以這樣的“鐵人精神”帶出了一支“鐵軍”團隊。

在對樊嘉工作業績深入采訪中，筆者還發現樊嘉在工作中彰顯的超負荷的工作強度，超常規的承受力，同他向著既定目標執著追求、不懈攀登的個人特質，也是分不開的。

樊嘉祖籍江蘇江都，他在大豐度過了自己的小學和中學時代。中學畢業后，他在淮南紗廠當了一名機修工。他非常喜歡這項工作，每天都很有樂趣地撥弄著機器的零部件，琢磨著各個部件的功能，尋查它們發生故障的原因，繼而找到修理的辦法。當然，那時候，樊嘉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一天，他會從機修臺走上手術臺。樊嘉當了外科醫生后，多次坦言：人生的每一段經歷都是有意義的。即使穿上白大褂，也要同各種醫療器械打交道，尤其是外科醫生更要熟練操作刀具、夾鉗。每當這時，他曾經的機修工經歷相比其他醫大學生就多了較大的優勢。

樊嘉告訴筆者，他能夠從紗廠機修工一步步走來，繼而能成為一名醫生、主任、院長、院士，他從來沒有覺得哪一個崗位是辛苦的，哪一項工作是繁重的。相反，他時時刻刻覺得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在催逼他更努力工作，在督促他向著新設定的更高的工作目標奮力攀登！

堅持醫學創新——

以拯救生命為動力

樊嘉在接受筆者專訪時，著重談了對醫學創新的認識。他說：“現在國際上醫學發展非常快，結合生物科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及人工智能的新成果，使醫療領域包括對疾病的診斷、檢查的設備、治療的方案以及最新藥物的研制，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都有了相當快的進步。我在自己研究的專業領域，一直在追蹤當今世界的尖端成果，一直在矢志不渝地追求。”

通過醫學創新，探求肝癌最新醫療方案。

“其實，我們對醫學專業的熱愛，是源于我們對病人的熱愛。”三十多年來，每當看到重癥病人因癌癥復發轉移而無望的眼神，樊嘉總是心如刀割。“所以，我們要通過醫學創新，將臨床問題和基礎研究結合在一塊去探尋更有效的醫療手段，去制訂更科學的醫療方案，去研制更對癥的抗癌藥物，去創造更多的醫療奇跡。”樊嘉對筆者說。

“在這方面的追求，幾十年來從來沒有停止。三十年前，我們跟著吳孟超、湯釗猷、余業勤等大師一步一個腳印地跋涉、求索；后來就在前輩開拓的領域里打下的基礎上，再奮力攀登更高的目標。一切都是為了醫好更多病人，拯救更多生命！”樊嘉說。

通過醫學創新，力爭對肝癌更早發現，更早確診。

樊嘉指導課題組開展學科研究。圖片提供/中山醫院

全球每年超過50%的新發和死亡的肝癌病例發生在我國。許許多多肝癌重癥病人往往確診、送院時已是晚期。眼看著一批批肝癌晚期患者和家人永別，醫生們也是既痛心又無奈。這也鞭策樊嘉和他的團隊，通過醫學創新，去探尋對肝癌更早發現、更早確診的新方法。近十多年來，樊嘉的團隊在這方面有很大突破。比如液體活檢，臨床證明可以通過這個方法盡早地發現早期肝癌。樊嘉團隊在這個領域前輩們求索的基礎上，通過長期研究、臨床驗證，建立了肝癌早期診斷的預測模型，研發的“7種微小核糖核酸肝癌檢測試劑盒”已成功轉化為普適于臨床的體外診斷產品在臨床廣泛使用，借此顯著提高了肝癌病人早期診斷率。

通過醫學創新，研究肝癌復發及轉移的一般規律及防治方案。

臨床證明，中晚期的肝癌病人60%以上有癌栓，而門靜脈癌栓的形成是肝癌轉移的特殊表現，其后的復發轉移率幾乎是100%，患者平均生存期僅3-6個月。樊嘉和他的團隊在肝癌門靜脈癌栓、肝癌肝移植術后復發、肝癌轉移環境等方面不斷取得突破，多項成果填補了國內外空白。樊嘉作為第一完成人已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2項、上海市科技進步獎一等獎2項、教育部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項。

通過醫學創新，提出適合國情的肝癌肝移植的“上海復旦標準”。

國際上對于肝癌肝移植有一個嚴格的“米蘭標準”，只有單個腫瘤直徑不超過5厘米、多發腫瘤數目少于3個且最大直徑不超過3厘米的病人，才能進行肝移植手術。但是中國人發現肝癌時，絕大多數單個腫瘤已超過5厘米。樊嘉率團隊用5年時間仔細研究了251例肝癌肝移植病例，根據實際情況，分析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上海復旦標準”：只要腫瘤直徑不超過9厘米就可以實施肝臟移植。經證實，符合“上海復旦標準”的肝移植病人術后的三年生存率達80%左右，由此，肝移植適應證人群擴大了40%左右。

通過醫學創新，打通“醫-研-產”創新鏈和產業鏈，實現“中山智造”。

樊嘉帶領團隊自主研發了多種CTC分選檢測技術，同時成功研制了全球首臺“全自動循環腫瘤細胞分選檢測系統”原型機和檢測試劑盒，相關核心技術已獲3項發明專利，并申請發明專利5項。這些創新發明通過與企業合作將科研成果“落地”，為臨床實現肝癌早診早治、有效預測復發、療效監測以及干細胞研究建立了良好平臺。通過創立“醫-研-產”新模式，打通了醫學創新、轉化和產業化的關鍵環節，實現了創新鏈與產業鏈的無縫整合。

當然，醫療創新還離不開醫院和醫療設備企業的精誠合作。在樊嘉院長的支持下，中山醫院與聯影集團于2014年就確定了戰略合作關系。近些年，在雙方通力合作下，高科技醫療設備接連推出，并進入臨床應用。如全球首臺全景動態PET-CT成像系統uEXPLORER探索者已在中山醫院裝機，并完成臨床驗證，現正處于臨床探索性應用研究階段；全球首款全身5.0T磁共振uMRJupiter：TA已在中山醫院佘山院區開啟新一輪臨床試驗合作。樊嘉表示，今后中山醫院將會繼續與優秀民族企業開展深入合作，攜手民族工業，攻關關鍵技術，為將“中國智造”推向世界做出應有的貢獻。

通過醫學創新，培養一批銳意攻關、接續登攀的年輕醫學人才。

樊嘉在訪談中，還以更開闊的視野，向筆者談了醫學創新更深遠的意義。他說：“對醫學創新，我們不應該單一的，只看到它的學術價值和科研成果，不應該‘目中無人’，更應該看到從事醫學創新的人，特別是一批年輕的優秀的醫學人才。”

他說：“我們中山醫院代代傳承著創新的基因。當年，如果沒有湯釗猷、余業勤等醫學大師的提攜和培養，就不會有我后來的發展和成績。所以，我也是以這樣好的傳統來嚴格要求我們醫院的年輕醫生，我希望他們樹立強烈的事業心，在醫學創新上要有堅韌性。我鼓勵我的學生和年輕醫生能獨當一面。”

中山醫院是教學科研醫院，正在打造高質量發展的國家標桿醫院，承擔著比一般醫院更重的責任。為此，需要培養年輕醫生更強的解決臨床問題的能力。樊嘉說：“加入中山醫院的年輕醫生都非常優秀，我對他們也相應提出了更高標準，要求他們必須投身醫學科研工作，發表高質量學術論文，除此之外，還有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回到從醫初心，一定要以病人為中心，盡心盡職為患者服務，全心全意為祖國醫療衛生健康事業作出貢獻。”

樊嘉，作風務實，態度真誠，他坦陳：“今天，要想完全攻克肝癌還不現實，在這個領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至少還要50年，甚至100年的求索。當然，病人不能等，我們醫生會盡責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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